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近期，隨著各地方政府為瞭配合穩增長，再度大舉投資，有的省市動輒上萬億元，遠超過當地財政收入。這一景象，再度將融資平臺風險問題，推上風口浪尖。

市場之所以再度擔憂未來的融資平臺風險，原因在於幾個方面：其一，過去幾年的地方政府大量融資平臺的巨額債務正進入償還高峰，這無疑對融資平臺的資金流動性提出瞭考驗。在上一輪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很多地方政府，繼中央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後，競賽式的拋出數以萬億計的投資，為此，各級政府融資平臺進行瞭大量融資，隨著時間的推進，其中不少債務將進入還款期。此前審計署公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共計超過10萬億元，從債務到期時間看，逾50%將在2011年~2013年到期。這就意味著，2012年、2013年將是地方政府還債的高峰期。

其二，地方政府當前的財政收入狀況也面臨壓力。一方面，今年以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地方財政收入增速出現明顯下滑，比如7月財政收入增速從6月份的9.8%下滑到8.2%，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支出的大幅增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高度倚賴的“土地財政”，在房地產調控堅持不動搖的背景下，依然維持低位。

其三，地方政府卻面臨“支出剛性”和大幅投資的沖動。支出剛性是未來幾年保障房建設、水利建設等資金的大量需求。按照相關規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中，10%需定向用於保障房建設，10%用於教育領域，還從2011年7月開始，提取10%用於農田水利建設。特別是，隨著未來幾年保障房建設的加快，保障房資金的巨大缺口不容忽視。而為瞭穩增長，地方政府開始拋出數額巨大的投資計劃，比如湖南長沙市稱將投資195個建設項目，融資總需求達8292億元，貴州省則公佈投資約3萬億元的旅遊建設重點項目，西安市政府也表示，計劃再融資建設9條地鐵線。

由此，我們看到的狀況是，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償債壓力漸增，而財政收入沒有明顯改觀甚至增速下滑的同時，財政支出和投資舉動卻要大幅增加，這無疑需要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四處“開拓”融資平臺的融資渠道，再度大規模舉債。比如在傳統融資渠道方面，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強與銀行溝通協調，甚至通過行政壓力，尋求銀行信貸資金。同時，借助信托公司渠道退出部分符合監管要求的項目，以此獲取資金，政府平臺也因此逐漸取代房地產項目、礦產項目等成為信托融資的最大主體。此外，城投公司的一種新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票據(ABN)誕生，這一在銀行間交易商協會推出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憑借支持資產的未來收入能力獲得融資。

盡管此前“政府性債務風險在可控范圍內”基本成為共識，但今年復雜多變的經濟局勢下的這一局面，再度凸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這樣的教訓國際上有之，比如日本90年代陷入蕭條後，日本政府就曾以巨額的公共投資刺激需求，成為至今仍在惡化的財政赤字的罪魁禍首；至今仍在持續惡化的歐債危機，同樣與此相關。

防范和化解融資平臺風險，是過去一段時間相關各方努力的方向，是財政金融領域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年初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今後一個時期金融改革發展作出部署時就指明，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並要綜合施策、標本兼治，妥善處理存量債務,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將地方政府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構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控制和風險預警機制。這意味著在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的同時，一系列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和渠道亟待建立。

從未來發展看，既要著眼於當前的穩增長任務，又要在城市化步伐加快過程中完成基礎建設的旺盛需求，這就需要在妥善處理存量地方政府性債務時，從長計議，規范舉債融資機制，根本上化解地方政府財政問題。而市政債“破題”、稅制改革，以及將地方政府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等舉措，都已進入相關部門視野。

去年已經試點的地方債，標志著規范的地方政府融資渠道開始“破冰”。2011年10月20日，財政部宣佈，經國務院批準，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這一自行發債試點今年繼續進行，上海市近日已經第二次啟動自行發行89億元地方政府債券計劃。讓地方政府成為負債主體，自行發債，是地方債發行制度上的一大進步，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使然，也是讓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走向陽光、透明和規范化所邁出的第一步。

深入推進稅制改革，是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又一措施。換言之，應改革現行的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資本支出籌資模式，使財產稅成為地方政府穩定的主體稅種，為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資本支出提供穩定的、跨周期的收入來源。從國外經驗看，作為一個完善地方稅制的舉措，房產稅是支撐基層政府財力的主要稅種，縣級及以下公共教育、醫療等支出，房產稅都是重要支柱。對於我國而言，房產稅將是財稅配套改革中的重要一環，未來同樣有望成為地方稅體系中穩定的支柱型財源，為地方政府完成保障房建設等民生項目支出提供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