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四川民間借貸中介找到新金融記者，稱有一位銀主手上有8億資金，以年回報率10%為條件，想找銀行做直存款。據該中介介紹，這位銀主此前是位民間放貸人，擔心繼續做下去會出現大面積壞賬，所以選擇收手離場。“最近找我們搭橋做銀行直存款的銀主不少，以前都是做民間借貸的，現在風險大，不敢做瞭。”

　　不光是四川，記者在對民間借貸活躍地區的多位放貸人采訪時發現，民間“惜貸”已成為業內普遍現象。鄂爾多斯受訪者表示，除非是“熟人業務”，否則興趣不大；廣州及北京受訪者估算，行業內有1/3左右的放貸人選擇轉行或觀望；在溫州，有約五成的民間放貸人“蒸發”；安徽蕪湖的放貸人更是直言，現在不管出多少錢，都沒人敢做瞭。

　　溫州5成放貸人“冬眠”

　　左梅是北京民間借貸圈的資深放貸人。這個舉止得體的女人經營著一傢註資5億元的小額貸款公司和一傢註資3.6億元的擔保公司，與此同時，她還私下做一些放貸業務。她告訴記者，在她熟悉的圈子裡，至少有1/3的同行都減少業務量或幹脆停止。

　　這個比例同樣適用於廣州民間借貸市場。廣州某小額貸款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廣州民間借貸業務中有三分之一是過橋貸款，現在這部分沒有瞭。“目前整個經濟形勢不好，民間惜貸現象嚴重，大傢怕錢放出去收不回來。”

　　山西的情況也不樂觀。根據人民銀行太原中心支行2012年3月對山西省民間融資狀況的專項調查，截至2012年3月，山西省企業參與民間融資餘額約為180.39億元，較2011年9月下降瞭約60億元。這些民間資金主要活躍於呂梁、忻州和臨汾，約占民間融資總量的60%。借貸期限多數在1年以內，其中，期限為1-6個月、6-12個月的占比分別為37.08%和41.57%。

　　“呂梁有很多煤焦企業，現在行業不景氣，價格下跌，實體出現崩盤，整個民間借貸受到影響，信譽度嚴重缺失。以前打一個電話就能借到幾百萬，現在借50萬都需要各類手續，還不一定能借到。以前有信用貸款的，現在都要抵押瞭。”一山西呂梁的民間放貸人說。

　　溫州的情況似乎更加糟糕。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估計目前從事民間借貸的人較之前少瞭一半。“自從去年信用危機爆發後，溫州惜貸情緒就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與去年相比，今年民間借貸規模至少萎縮瞭400億元資金，而且呈現繼續萎縮的趨勢。”據周德文介紹，目前在溫州，很多從事民間借貸的擔保投資公司基本上都停掉瞭。

　　鄂爾多斯的情況大致相同。民間放貸人陳強表示，鄂爾多斯的房地產拖垮瞭民間借貸。“現在除瞭經濟損失外，更嚴重的是人們的信心被破壞，原有的民間信用體系受到嚴重沖擊。”以前鄂爾多斯民間借貸隻需要打一張白條就可以借到上百萬元，而現在借幾萬元錢都有困難。記者詢問多傢小額貸款公司及投資公司，對方均表示目前已經暫停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

　　鄂爾多斯小額貸款公司資金鏈呈現網狀結構，通過融資與放貸的捆綁，資金關聯的強度不斷增大，最終使因資金鏈而聯系起來的各方牢牢聯結為一個整體。

　　陳強告訴記者，目前鄂爾多斯民間放貸人大都持觀望的態度，即使有繼續做業務的，也不敢像之前那樣放大額貸款。

　　記者采訪發現，各地繼續從事民間放貸業務的放貸人都在調整放貸額度。左梅告訴記者，現在單筆放貸額下降瞭，以前不設上限，幾千萬的單子放出去很平常，現在大都是500萬左右的單子。鄂爾多斯的一位放貸人則表示，上千萬的業務無論開出多少利息都不談。

　　除瞭降低放貸額度，各地民間放貸人對客戶的審核標準也越來越嚴格。高和資本發佈的《2012年山西民間金融生態調研簡報》顯示：受溫州和鄂爾多斯民間融資風險爆發的影響，山西民間融資的避險意識明顯提高，借貸呈現出三種規范方式：一是采用正式合同和借據的占比達到86.96%；二是采用財產擔保和第三方保證的占比接近50%；三是民間借貸雙方對借款期限、金額、利率、還款方式和違約責任等均做出明確的約定。山西放貸人告訴記者，以前對抵押物不是很充足，但經營還可以的企業，他們也會放款。但現在他們則要求客戶抵押物充足並且經營良好，這二者是成功貸款的必要條件，缺一不可。

　　鄂爾多斯一傢小貸公司員工告訴記者，一般房屋抵押是貸款的硬指標。他們做業務時，更鐘情於價值百萬的房產，這些房產容易變現。而對於抵押價值幾千萬的房產的客戶，他們反而不敢要。“如果你想貸款30萬，你起碼要有價值80萬的房產作為抵押。”該員工同時表示，他們對於貸款企業的類型也會有所篩選，“我們現在一般是貸給有廠房等固定資產的實體企業，不大願意借給房地產商，以前投資房地產的，去年出現瞭很大風險。”

　　禍起房地產

　　記者采訪發現，信用危機在各地的引爆點不同。在鄂爾多斯和山西，民間資金大都被套牢在政策敏感行業，比如房地產或煤炭；而在溫州和蕪湖，民間借貸大多被不景氣的實體企業所拖累。倒閉的企業和跑路的老板在長期穩固的信用體系上撕開瞭裂口。當越來越多的債權人深陷其中的時候，曾經活躍的民間借貸則有瞭沉默的理由。

　　不得不承認，曾經的暴利行業(房地產和煤炭)讓民間放貸人著實地摔瞭一大跤，而鄂爾多斯正是這一案例的絕好樣本。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厄運是從去年央行3次加息，6次上調準備金率開始的。金融大環境的收緊讓鄂爾多斯中小開發商資金鏈緊繃，隻能求助於民間借貸。據高和資本估算，到後期，鄂爾多斯民間資本占房地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從16.6%上升至60%。民間借貸償還的資金來源又高度依靠銷售回款。按揭貸款收緊後，即使房子賣出去也拿不到銷售回款。這使得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越繃越緊。“大量的民間資金投入房地產領域，房子蓋起來，想賣給老百姓的時候，老百姓手裡卻沒錢瞭，因為都投給地產商變成鋼筋水泥瞭。所以房地產市場和民間借貸市場都僵在那兒瞭。”中富地產民間借貸案件代理律師曾對記者如是總結鄂爾多斯房市與錢市的怪象。

　　事實上，在鄂爾多斯，很多民間借貸是通過小貸公司完成的。記者曾多次前往鄂爾多斯采訪地產商集資案件，地產商的債權人名單裡，不乏小貸公司的身影。高和資本對鄂爾多斯小貸公司的描述為：網狀資金鏈是小額貸款公司相互之間以及與銀行、個人、企業相互之間提供資金運行的主要形式。鄂爾多斯小額貸款公司資金鏈呈現網狀結構，通過融資與放貸的捆綁，資金關聯的強度不斷增大，最終使因資金鏈而聯系起來的各方牢牢聯結為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龐大體系使小貸公司行業信用體系最先受到信用危機的沖擊。

　　其實，受到房地產拖累的不隻是鄂爾多斯。業內人士認為，看似因為“企業倒閉潮”、“跑路潮”致使信用崩塌的溫州實則也是受累於房地產。“深陷債務泥潭不能自拔的民營企業主大都參與房地產投資。”溫州一位民間放貸人直言，在過去的幾年間，很多企業傢通過投資房產、土地和項目開發等形式參與到房地產市場中。

　　高和資本發佈的《2012年溫州民間資本生態調研簡報》也驗證瞭這一邏輯：企業主利用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資金購買土地，再將銀行貸款註入。2011年銀根收緊後銀行隻收不貸，隻得靠民間高利貸維持，而房地產市場在持續調控下成交量和價格雙降，資金無法及時回籠。於是資金鏈斷裂，作為融資平臺的實體企業、民間資金及背後的擔保人無一幸免。投資房地產賺錢優於實體經濟，信貸規模放大又急劇收緊，無疑是導致本次危機發生的最重要誘因。

　　“一般民間借貸通常是借給親戚朋友或通過朋友介紹把錢借出去，彼此有一層相互信任的關系。人們把錢投資房地產或放在某個企業，當借款企業無法按時兌現承諾時，借款人會要求提前還款。借款人一旦無法償還，就損害瞭彼此間的信任關系。這樣的事情多瞭，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將面臨崩塌。在溫州，現在除非是非常熟悉的人的小額借款，不然沒人再往外借錢瞭。”前述溫州放貸人說。

　　高和資本認為，民間資金供給量的減少勢必拉升資金的價格。數據顯示：2012年3月企業民間融資年平均利率為15.13%，高於2011年9月的12.2%。借貸利率水平總體上呈現信用融資利率高、抵押擔保利率低；短期利率高、長期利率低的特征。

　　記者采訪發現，有些地區民間借貸利息確實有所上升，但也有不少地區資金價格不升反降。一溫州放貸人告訴記者，以前大多數是五六分月息借給別人，現在兩三分借的多。“今年短期的三分左右，長期的很少高於兩分。”山西放貸人則表示，目前民間放貸人更加理性瞭。“小貸公司、擔保公司、民間借貸都有降低利率的想法，以前月息四五分比較普遍，現在打算調低到兩三分，這樣企業比較容易接受。”

　　調低資金價格也是無奈之舉。據受訪者介紹，民間放貸人不敢冒險做房地產等大收益、大風險的項目，他們隻能做一些借款額度不大且風險可控的小企業，這些小企業無法承受過高的融資成本，調低資金價格是為瞭迎合新的市場。資質好的小企業成為眾多民間放貸人的爭奪之地，競爭也凸現出來。左梅告訴記者，現在客戶需求量越來越少瞭。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想放貸的人多瞭，借錢的人少瞭’。現在有很多人委托我們幫助他們理財，但苦於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以往，外地業務占放貸業務總體的很大比重，今年外地業務明顯少瞭很多，到現在隻做瞭5筆。”左梅說。

　　湖南天地人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楊林告訴記者，目前符合民間借貸放款條件的企業少瞭。“這與國傢經濟下行有關系，鋼貿和地產是敏感行業，這兩個行業以前占很大比重，企業跑路帶來許多風險，現在基本上不貸瞭。民間放貸人對地產產業鏈上為地產商做配套的企業也比較謹慎瞭。”據瞭解，目前民間借貸機構除瞭要求貸款企業有抵押物外，更加關註企業的還款來源。“盡職調查後，放貸機構5個風控成員全票通過才行。”楊林說。

　　采訪中，不少受訪者表示民間借貸的蕭條預計會持續數年。“實體企業可能有三五年就能恢復，但信用體系是經過長期積累形成的，一旦被破壞，或許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修復重建。”一蕪湖放貸人告訴記者，目前他正在考慮將用於放貸的資金投向其他途徑。

　　實體或者銀行

　　當民間借貸不再符合人們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期待時，繼續戀戰不如重新選擇：有人退回到實體企業；有人抽回資金存入銀行；還有人幹脆遠赴國外收購項目。

　　山西放貸人張某經營著一傢投資管理公司，以此為掩護，平日裡做著放貸生意。但目前的形勢讓他感到沮喪，放出去的幾個單子出瞭風險，生意越來越難做。“我準備去投資小型民營醫院。”張某說。他身邊的一位朋友則看好體檢行業，正計劃出資2000萬購入一批設備，開設一個體檢中心。據介紹，目前山西民間借貸從業者正逐漸分流，一部分持觀望態度，另一部分則轉行到其他領域，投入實體經濟的占多數。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或是明智之選。“我們沒有轉行，但做瞭多手準備，我們拿出一部分資金投資一個終端支付公司；同時拓展海外收購業務。”左梅告訴記者，公司在歐洲有地產業務，打算擇機拋售。盡管國內地產行業持續低迷，但有跡象表明，境外房地產對國內資本吸引力增大。《2012年民間資本與房地產業研究總報告》顯示，在目前股市和樓市雙雙不景氣的情況下，國內實體經濟尚未完全復蘇，物價上漲加大瞭通脹預期，迫使民間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而境外房地產價格在世界金融危機後陷於低谷，極大地吸引瞭民間投資流向境外房地產。

　　“溫州大約有20%的民間資本逐漸轉移到瞭國外，主要用於礦業投資和地產投資。”周德文說。與此同時，以往民間借貸市場火爆的時候，不少實體企業的老板經不住誘惑進入民間借貸市場，廠子無心打理，而今民間借貸的日子也不好過，一批企業主開始回歸舊業，繼續經營老本行維持生計。但據周德文觀察，這類重操舊業的放貸者不會太多，由於習慣瞭民間借貸每年30%的高回報率，很多放貸人很可能根本看不上其他行業(一般年回報率到10%就不錯瞭)。很多保守一點的放貸人則將資金存入瞭銀行。

　　鄂爾多斯也是這種情況。《2012年鄂爾多斯民間資本生態調研簡報》顯示：民間惜貸心理明顯加重，當地人紛紛把錢存入銀行。鄂爾多斯今年的儲蓄存款上升至120億元，創歷史新高。民間借貸“停滯”後，緊跟的便是收入增速降低和消費增速降低。2011年鄂爾多斯個人消費貸款餘額為298.6億元，同比增長僅為30.2%，而2008年、2009年、2010年的增幅分別為74.6%、79.5%和87.1%，增幅比以往3年平均速度下降瞭一半多。

　　采訪中，溫州一位民間放貸者的轉型頗為特別。“以前我直接放貸給別人，現在我隻做中間人，給需要錢的公司介紹融資，如果連線成功，我收取所融資金的1%到3%作為回報。”這位放貸人向新金融記者訴苦，去年在溫州市場放貸的2000萬元不幸打瞭水漂，損失慘重，但又找不到合適的行業轉型。憑借長期混跡借貸圈積淀下來的借貸資源，他以一種獨特方式“堅守陣地”，做起民間借貸中間人的生意。據稱，他目前做過最大的一筆單子為4億元，其中3億元來自一傢新加坡公司的中國分公司，剩下1億元由朋友湊齊。這種中間人類似於一個融資中介，對接借貸雙方的資金訴求。但一筆上億元的資金往往需要尋找多個資金出借方，這種集資方式為單個項目提供融資，一旦項目出瞭問題，整條資金鏈就會受損，背後隱含巨大風險。

　　洗牌加劇

　　廣東省社會科學綜合開發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煥認為，民間借貸放緩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過去幾年民間借貸模巨大、橫沖亂撞並非好事。但我國的金融體制和銀行體制的弊端不解決，民間借貸還將始終存在。

　　業內人士表示，民間“惜貸”現象不會一直這樣下去，但恢復信心需要時間。就目前民間借貸市場格局看，在整體萎縮的當口，行業洗牌加速，放貸人各尋出路。有觀點認為，民間借貸市場的萎縮將相應減少利息過高的現象，借貸糾紛減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隨著惜貸加劇，民間借貸風險也是降低的。做的少瞭，糾紛肯定也會少。”財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傢、浙江大學金融投資研究中心主任金雪軍認為，民間借貸本身就是和經濟不發達相對應的產物。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民間借貸的比重肯定不斷降低。這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發展規律。

　　周德文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民間借貸是一種經濟潤滑劑，一旦放緩或停滯，對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都是不利的。“民間借貸萎縮直接導致企業貸款，尤其是過橋貸款不易獲得，風險加大並蔓延至金融機構。”

　　作為正規金融機構的重要補充，民間借貸遊走於灰色地帶，這種存在瞭四千多年的借貸方式為急需資金的個人或企業提供瞭融資便利。但民間借貸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體現在高利貸和資金安全上。

　　“民間借貸往往伴隨著高利貸，融資成本過高，導致企業慢性自殺。”周德文表示，但並不能就此否定自古以來民間借貸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它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為規范與管理民間借貸，國內外均有探索，美國、加拿大、南非等地均有相關法律條文，並設置準入門檻和利率上限，統一放貸規則。據周德文透露，目前浙江已經起草民間借貸管理條例的草案，有望明年出臺。此前溫州金改則開設瞭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試圖引導民間資本浮出水面。隨後，全國20多個省市地區的考察團奔赴溫州考察，“溫州模式”逐漸推廣至全國。

　　最新的消息是，今年年底，長沙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將成立。參與籌建工作的楊林認為，民間借貸管理必須雙管齊下，既要對違法借貸行為進行打擊肅清，也要提升民間借貸的“品質”，引入專業人士把控風險。

　　高和資本則建議，首先應對現有民間資本進一步松綁，加大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力度，尤其是對民間資本投資村鎮銀行不要過多限制；其次，用現代金融投資手段取代原始的民間借貸。以血緣關系、親友關系為紐帶的民間借貸，一旦發展為陌生人之間的融投資關系，樸素的信用體系就顯得很薄弱。現代社會要用現代的金融服務平臺，如信托、基金、小銀行等來為民間資本服務。

　　“與其糾結於民間借貸，不如鼓勵民間投資，讓民間的資金以投資的形式呈現，比如擴大投資基金，拓寬投資通道等。”金雪軍表示，應該進一步盤活金融機構，比如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等，增加機構數量。同時通過加快產品創新，組建各種金融交易市場，讓民間資金有更多的投資渠道，以便在降低風險的同時把資金搞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