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傢孫犁自稱是“城市中的農民”，沈從文也將自己定位於“鄉下人”，不過這種稱呼，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體現的是一種情結。但是，城市裡確實存在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身份是農民，但生活在城市；他們在農村已經“拔根”，但在城市卻難以“紮根”；他們定居城市，渴望融入城市，但困難重重。

日前，《經濟參考報》記者輾轉於河北壩上地區和石傢莊市，走訪瞭部分“城市村民”，希望能勾勒出他們的生存背景、生存現狀，以及他們的夢想與期盼。

　　沒有年輕人的“老人村”

　　河北張傢口壩上地區，距離北京不到300公裡，“環北京貧困帶”組成部分，包括張北、康保、沽源、尚義4縣。據當地統計，大約有近半農民攜傢帶口，離開傢鄉異地謀生。

　　行走在壩上農村，被磚砌住門窗的房子隨處可見，標志著這傢人已經遠走他鄉。村裡沒有青壯年，沒有兒童，剩下的幾乎全部是老年人。在沽源縣的一個村子裡，村民說，全村有40多戶人傢，150口人；但現在實際上隻有10來戶，不到40人，一多半為60歲以上老人，年紀最老的已經84歲。

　　晚間行走在康保縣一個沿公路的村子，村裡隻有星星點點的幾處燈光，大多房子都籠罩在黑暗中。村民告訴記者，全村人口最多的時候有900多口，現在最多400來口，基本都集中在路兩邊，村子裡邊已經空瞭。

　　壩上地區位於內蒙古高原，耕地雖然較平原地區多幾倍，但氣候十年九旱，全年隻能種一季莊稼，一畝小麥隻能產200斤左右。在之前，畜牧業被當地稱為“鐵桿莊稼”，旱澇保收，養羊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本世紀初，河北省率先在全國實行禁牧。壩上地區作為北京水源地、沙塵暴的最後一道生態屏障，首當其沖，嚴格執行瞭這一禁令，羊群數量急劇減少。失去重要收入來源的農民又一次集中爆發“外出打工潮”，北京、天津、石傢莊、大同、呼和浩特等地，到處都有持壩上口音的農民。

　　他鄉謀生的“城市村民”

　　石傢莊市是壩上農民選擇生活的城市之一。10年前，康保人孫立威隨著老鄉的拉引，來到瞭石傢莊，起先跟著建築隊當小工，後來專門從事空氣凈化這一行，直到今天。記者見到他時，他正在租住的房子裡洗衣服，他說已經好長時間攬不到活兒幹瞭。

　　孫立威現在租的房子在一個城中村中，12平方米的臥室加一個更小的庫房，一月房租300元。夫妻倆和從老傢過來看孩子的母親住在臥室裡，上小學的女兒住在庫房裡。像很多城中村的出租房一樣，孫立威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10戶人住在不同的小間內，不能洗澡，沒有衛生間，上廁所要出門走幾百米。

　　孫立威說，前幾年，空氣凈化這一行火的時候，他最多一年賺過10萬元。但從2006年以後，生意越來越難做，有時一年都沒什麼活兒幹，這幾年都是在吃老本。

　　隨著孫立威的收入越來越少，他居住的條件也越來越差，從每月650元的兩居室一直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單間。他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這個房間有千種不好，但好幾年沒漲過價。令他憂愁的是，城中村就要拆瞭，他不知道去哪裡還能租到這麼便宜的房子。

　　每個月，孫立威一傢省吃儉用，開銷也要2000元。生意好的那幾年，他和妻子也在石傢莊市裡轉過幾個樓盤，但都因囊中羞澀作罷。本來想著再攢幾年再買，但隨著房價的攀升和生意的蕭條，房子基本是個夢瞭。

　　孫立威的孩子上小學二年級，石傢莊外來人口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政策是，在所居住地就近入學。所以目前還不用為孩子上學擔心，但讀完初中就不好說瞭。

　　全傢人在村裡沒上新農合。因為沒種著地，所以農業補貼也沒享受到。因為沒戶口，沒固定收入，在市裡的社會、養老、醫療等保障同樣沒有，而商業保險又上不起。之所以沒參加新農合，是因為他的一個同鄉的遭遇，他的同鄉在北京打工，看瞭一次病後回老傢報銷，報銷費算來算去連來回車費都不夠。“掙不到錢也擔心，但最擔心地還是怕得病，看不起。”

　　“兩頭靠不上”的辛酸

　　聽一群“孫立威”述說酸甜苦辣，才會理解他們在城市裡生活是多麼艱辛。普通市民能享受到的種種政策，他們沒有；而路途遙遠的傢鄉，近年來的種種惠農政策，他們依舊失之交臂，“兩頭靠不上”。

　　劉長軍，2001年從張北縣來到石傢莊，一直在一個批發市場搞水果批發。去年，從四川高價進瞭一批柚子，結果行情突變，不僅賠瞭本，還連同多年來攢的10萬元血汗錢也一起化為烏有。

　　劉長軍說，生意上不去，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沒有市裡的戶口，什麼都享受不瞭，沒有醫療保險，沒有社會保障，吃不上低保，租不上廉租房，反正什麼都沒有。我們這些人，一天掙不上錢就得餓著。”

　　劉長軍一傢在張北縣參加瞭新農合，但並沒有享受到政策的優惠。他的21歲的兒子去年生病，在石傢莊的一所醫院裡做瞭手術，花瞭5000多元，回老傢找衛生部門報銷的時候，因為各種手續不全一分錢沒報成。“聽說新農合看病要在老傢醫院看，可我們離老傢那麼遠，病又不等人，誰敢為瞭報銷趕回去。”

　　劉長軍老傢還有20畝，以每畝50元租給瞭別人。他說，出來這麼多年，回去種地已經不可能瞭，就是他想回去，兒子也不會同意。

　　相比劉長軍，同樣做水果批發的張萬有更是背水一戰。他老傢的地已經被村裡收瞭回去，重新分給瞭別人，長久不住的房子已經坍塌。生意難做，欠下10萬巨款還不上。26歲的兒子和18歲的女兒沒有正式工作，在石傢莊市給人打零工。

　　“我覺得我現在過的連村裡人都不如，他們看病可以報銷，種地國傢補貼，生活困難還可以申請低保。我是‘兩頭不靠’，既不是城裡人，也不是村裡人，我倒是無所謂瞭。可兒子、女兒以後怎麼辦？”張萬有問。

　　原本，張萬有想再攢一些錢，給兒子買套房子，按石傢莊的政策，買房子可以把兒子戶口轉到市裡。同時，他的兒子搞瞭個對象，兩人關系挺好，女方提出結婚條件就是要有套房子。“本來，生意好也掙不下一套房子，現在，吃喝都難掙，更不可能瞭。”

　　基於和劉長軍同樣的理由，張萬有全傢在老傢沒參加新農合。現在和老傢唯一的聯系就是有一個老母親。在生意好的前幾年，他每年還有餘力給老人寄點錢，現在已經斷瞭。每年偶爾回去的時候買點吃的，就算盡瞭孝心。

　　融入城市的期盼

　　康保人曹曉龍大專畢業後來到瞭石傢莊，並找到瞭一份他比較滿意的工作。工作兩年後，傢裡賣瞭100隻羊，又四處借瞭幾萬元，在石傢莊給他付瞭首付，終於買瞭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融入一個城市，我覺得首先要在這裡生活和工作，其次，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經歷瞭租房的痛苦，也見多瞭沒房老鄉的無奈，因此，我必須要有一套房，雖然現在因為還房貸入不敷出，但我痛並快樂著。”曹曉龍說。

　　但很多人沒有曹曉龍這麼幸運。對於他的大多數老鄉來說，在市區買套房子是最大的願望。因為，戶口是和房子聯系在一起的，而市民擁有的各種福利待遇是和戶口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對很多人來說，至少現在，房子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瞭解到，這些漂在城市中的村民，雖然對沒有保障的未來表示擔心，但更擔心的是他們的下一代，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讓下一代成為城市人，通過讀書過上體面的生活，不要像他們一樣吃苦受罪。但很多人的希望變成失望。

　　張北人劉長軍告訴記者，他的孩子是在石傢莊上完初中的，然後就不上瞭，現在也沒找著工作，每天瞎混日子。之所以沒繼續讀書，一是疏於管教，學習不好，二是上高中還得回老傢，沒人陪讀不行，經濟成本太高，幹脆就不上瞭。

　　對許多城市村民來說，初中三年級是他們子女的重要分水嶺，被采訪的好幾個老鄉說，他們的孩子隻念到瞭初三。之所以如此，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

　　據記者瞭解，目前，大多城市的公辦學校，僅在義務教育階段向農民工子女開放，現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沒有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繼續升學，隻能進入中專、技校等學校，而他們認為，這類學校畢業之後仍然是在社會上打工，上不上無所謂；如果想讀高中，就隻能回老傢，而老傢的高中升學率低，上學的經濟成本又高，投入產出不對等。因此，他們的子女大多數在初中畢業後選擇瞭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為街頭混混。事實上，農民工子女的犯罪率，正在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張北人白根生，是被采訪對象中經濟條件最好的人。他在石傢莊市已經立住瞭腳，上小學的兒子也拿到瞭石傢莊戶口。

　　1997年，初中畢業的白根生從張北縣來到石傢莊市，和早在8年前就在石傢莊做小買賣的父母團聚。如今，他在石傢莊市開瞭一個超市，生活無憂。幾年前，他在市裡買瞭一套房子，為瞭兒子的教育問題，兒子的戶口也隨房遷到瞭石傢莊市，成瞭一個正式的石傢莊人。

　　“能過到這個地步，是我們兩代人打拼的結果。可以說，通過我們兩代人的努力，使第三代變成市民的夢想成真。”白根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