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涉嫌多傢外資行高管的地下錢莊案被上海經偵總隊偵破，涉嫌資金達50億元人民幣。而上海警方稱，該案主要嫌疑人葛某，有十幾年外資行從業經歷，掌握高端客戶資源且行為隱蔽。

在該地下錢莊案裡，還有3名同夥也已被批捕，案發前分別就職於3傢外資銀行，其中兩人擔任高管職務。

以離岸業務見長的外資行特有的海外平臺儼然成為“雙刃劍”：一方面成為外資行吸引高端客戶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容易成為進行洗錢交易的溫床。

7月24日，央行召開2012年上半年全國反洗錢形勢通報會，央行副行長李東榮指出，當前國內外洗錢活動手法不斷演化，給我國金融系統的洗錢風險防范工作帶來瞭新的挑戰，提升反洗錢工作有效性的任務艱巨。

外資行平臺天然連接供需雙方

某外資行外匯業務人員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外資行高管本身並不會直接操作銀行具體賬號業務，如果要進行倒賣外匯的交易，一方面自身要掌握客戶資源，另一方面還可能有其他員工協助其進行具體資金轉賬。”

據上海警方披露，上述案件的具體操作方式為，指使售匯者根據約定匯率，將外匯先行匯入購匯者提供的境外銀行賬戶內，再要求購匯者將相應的人民幣匯入售匯者指定的境內賬戶。地下錢莊的境外外幣資金和境內人民幣資金各自循環，總量基本持平。

可以看出，交易雙方分別為，境內需要外匯的購匯者和持有外匯的售匯者。兩方同時存在，則可通過“中介”葛某按照商定匯率進行操作。實現這一操作必須具備熟練的業務技能、豐富的客戶資源及海外市場。案中四位主嫌疑人皆有外資行多年從業經歷，其工作環境天然提供操作平臺。

東莞地下錢莊的一位操盤手曾對記者透露：“地下錢莊運作經常使用的轉錢途徑非常簡單，即出資方將錢存入錢莊指定賬戶，然後錢莊按照議定匯率，存入管理者指定的賬戶。通常民間借貸不會拿現金給管理者，而是存入指定銀行，這樣出資方也方便查賬，尤其是大額資金，例如千萬元以上的資金，存入銀行後戶名一定會是出資方。出資方再把賬戶的密碼或者使用權交給管理者。”

該操盤手還談到，國內通過外匯管理局進行外匯監管，而個人資金征信系統也僅有人民銀行的系統為主，並不能獲知個人資金來源的確切渠道，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非法跨境倒賣外匯在國內很容易成為洗錢的一種方式。

上海經偵總隊二支隊隊長任志強（微博）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這個地下錢莊網絡的交易大都在100萬美元以上，這是到目前為止查到的最大一批單筆交易。

業內人士分析，兩年之內涉案金額達50億元，而每筆交易都在100萬美元以上，絕非普通客戶可以做到。而目前備受銀行等金融機構青睞的高端客戶成為有這一需求的主要群體。

外資行淪為洗錢工具

早在2007年，上海就已經破獲過類似倒賣外匯案件，當時案件主要犯罪方是名為“歡裕公司”的“換錢公司”。該公司2004年到2006年兩年間，倒賣外匯金額53億元，為當時上海最大的地下錢莊案。其操作手段與本文上述案件相同。但由於當時網絡還不發達，一方面，其主要涉案范圍為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傢，另一方面，其操作方式仍然需要通過傳真和人工至銀行匯款的基本模式，正是這方面留下瞭破案線索。

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2011年6月15日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幹部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報告”總計列舉瞭八種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辦法：現金走私、替代性匯款體系、經常項目下交易、境外投資、信用卡工具、借道離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借道境外特定關系人。

以上途徑皆與海外金融市場相關，而外資行的海外平臺優勢容易為財富轉移提供資源。中國富人之所以選擇外資行，也是看中外資行豐富的海外平臺。

今年3月，媒體已經爆出農行江蘇江陰一支行行長攜上億資金潛逃，而渣打銀行一名私人銀行員工涉嫌為該支行行長外逃轉移資產提供幫助。外資行海外的交易平臺似乎成為試圖實現洗錢目的的有利工具。

在中國查獲巨額地下錢莊案的同時，7月16日，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發佈報告，指認匯豐銀行沒有能夠阻止關聯販毒團夥的賬戶洗錢、與關聯“基地”組織的金融機構有業務往來。該公司首席合規官承認匯豐銀行淪為洗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