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深圳特區報

以地緣、血緣、親緣為基礎的人格化交易，是中國民間資本流動的主要模式，也是溫州民間借貸風波的制度性原因。隨著民營經濟發展，曾造就瞭溫商繁榮的“溫州模式”是否需要大變革？小企業未卷入“跑路”風波，正轉型升級的大企業卻深陷其中，民企轉型困難何在？擴大民間資本市場準入，難度為何如此之大？針對以上熱點問題，記者日前采訪瞭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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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小企並無倒閉潮

深圳特區報：您多次表示，溫州中小企業並不存在倒閉潮。這和外界直觀印象好像有很大差別，怎麼講？

史晉川：目前，浙江約有20多萬傢企業，金字塔最頂端有近220傢大型企業。接下來有1800傢左右的中型企業，27000傢左右的規模以上的小型企業，以及18萬傢規模以下的微型企業。這次出問題的200多傢基本上集中在1800傢中型企業中，小微型企業的生產經營和財務狀況1－3季度比往年還稍微好一點。

“溫跑跑”現象的出現，主要集中於轉型升級“走得太急”，進入新行業太快的企業。溫州一傢非常知名的眼鏡企業這幾年一直在轉型，直接進入新能源，做多晶矽和單晶矽，由於近半年來太陽能行業開始蕭條，加上國傢貨幣政策趨緊，資金鏈斷裂。一些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願景應肯定，但步伐邁得太快，特別在新領域中不夠謹慎。在我看來，這類企業除瞭自身因素外，地方政府和銀行也有責任。

深圳特區報：地方政府和銀行有何責任？

史晉川：國內一些地方政府，這幾年都在鼓勵企業轉型升級。管理部門一看到成規模企業在做新材料、新能源就開始鼓勵，銀行在這種情況下也願借錢，在他們眼中，做轉型升級、進入新能源和新材料行業，就是有戰略眼光。正泰集團的南存輝在2009年進入光伏產業，信泰集團的胡福林也是一樣，本來是“眼鏡大王”，但兩年前銀行主動找他貸款，鼓勵他進入新興行業。轉型過程中出現問題，企業自身固然占主因，但地方政府和銀行也有責任。企業資金規模本身隻有那麼大，進入新領域後根本掌控不瞭發展局面。

深圳特區報：除瞭因轉型而誤入歧途，“跑路”企業還存在哪些問題？

史晉川：第二類是沒有準備轉型升級的企業，之前的“老問題”引發危機。這些企業實際上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就已碰到問題。所謂“企業頭上五把刀”，包括勞動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上升、電力緊張、貸款緊張、匯率上漲等。2009年，企業搭著經濟復蘇的列車又過瞭一段好日子，但“老問題”並沒解決，現在政策趨緊，好日子便到頭瞭。第三類是對原有行業失去興趣，從實業中抽出瞭資金，到民間借貸市場上賺快錢，或投到樓市。當民間借貸資金鏈出問題，市場不景氣，企業隻能倒閉。總體而言，溫州並不存在中小企業倒閉潮，主要是有一定規模和資金實力的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迷惘，資本配置流動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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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模式八年來變化大

深圳特區報：早在2003年，您就在公開演講中表示，民營企業的溫州模式將有所改變，這八年來有變化嗎？

史晉川：溫州模式這八年已在變，但向不利方向的變化，比向好方向的變化要多一些。為什麼？溫州民間借貸最開始是標會，是消費型的，資金規模小，同時人數較少。這意味著資金籌集和使用的人際關系圈子很緊密，地緣、血緣、親緣為基礎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能在民間金融活動裡起到保證合約執行的作用。但現在的民間借貸用途已不是消費，而是生產，資金使用規模擴大，不再是幾十萬、幾百萬，而是至少幾千萬、甚至幾億，籌集和使用圈子裡的人際關系就非常疏遠，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根本沒有辦法來保證合約執行，問題就出來瞭。這就是導致溫州民間借貸出現這麼大的風險，產生這麼大的影響的制度性原因。

深圳特區報：您覺得溫州未來的路是什麼樣的？有專傢認為，是變成PE註冊中心，成為資本輸出地，還是產業升級，或者還有別的路，怎麼看？

史晉川：2010年下半年，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等領導非常關註溫州金融創新方案，提出溫州應做地方金融創新，特別在一些制度上做改革實驗區。我認為，溫州應從城市、產業、金融三方面來做。首先，溫州城市化建設落後，導致吸引和積聚要素的功能沒有發揮出來。一個地區要轉型升級和自主創新，要有新的要素和新的要素配置方式，特別是一些高端要素的積聚，沒有很好的城市化是做不到的。溫州的城市化不是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是為瞭積聚要素促進轉型升級。

第二是產業轉型升級能不能圍繞一些大企業進行。大企業輸出品牌，研發技術和新產品，然後構建現代營銷網絡，大量小企業來做加工和服務的外包。這幾年，義烏圍繞著夢娜、浪莎等企業已形成以大企業為主，中小企業加盟外包的“現代產業集群”模式。像浙江的低壓電器、服裝、襪子行業，大企業自產比例僅為30%到40%，而60%到70%是小企業生產的，大企業把精力放在研發和品牌上，這一點溫州也可以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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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建立金融滴灌系統

深圳特區報：民間借貸擺脫這種人格化交易模式，有什麼更有效的模式？

史晉川：溫州應建立和產業轉型升級契合的金融平臺，把分散的產業資本集聚到新的金融平臺，再反饋到產業裡去。中小企業融資難，因為銀行是大銀行，貸款企業是小企業；銀行國有，貸款企業是民營，這就決定瞭融資難。我不贊成在溫州搞比較大的金融機構，應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建立更多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或者一些小額貸款機構。不能用很粗的水管去澆灌細苗，應滴灌，建立一個金融的滴灌系統。同時，在監管上應加強監控，但最好是中央和地方兩級監控，比如區域性中小型金融機構，審批權、監管權都放給地方，跨地區大型金融機構則仍由中央監管。監管力度不能放松，監管跟不上去，銀行風險會增多。

深圳特區報：民間資本積累起來多數用於放貸，一個原因是缺乏投資途徑。大傢呼籲放開民營資本準入已有很多年，但阻力未曾小過。

史晉川：國傢先後出臺瞭兩個36條助推民營經濟發展。從國務院這個層面來看，發展民營經濟是大原則和方向，問題在於部分掌握“生殺大權”的部門並未嚴格執行。比如說杭州跨海大橋，國有資本一進去，其他民營資本就要退出來。為什麼？因為在很多地方，隻要有國有資本控股，甚至隻要國有資本參與，它就一定要變成“老大”，就不按照現代公司治理規則出牌，這就是民營資本生存現狀。當然，某些特定行業需要“集中”，如一些大宗商品如鐵礦石的進口。如果太分散，就不利於對外談判形成統一力量。大傢把鐵礦石價格抬上去，國內企業吃虧。關鍵在於，國營和民營資本都應有相對平等的進入權利，有效競爭會制約壟斷，才會維護一個規范的市場環境。譚德波

嘉賓簡介

史晉川，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倫敦經濟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傢，研究領域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和區域金融建設。社會兼職包括國傢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委員會委員、上海、杭州、寧波、溫州市政府專傢咨詢委員會委員等。